亞裔贏了哈佛歧視案，以後華人上美國名校更容易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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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曉雪
責編｜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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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9日，美國最高法院對哈佛大學被告錄取歧視案（見知識分子之前推送：哈佛被告亞裔錄取歧視，美國教育第一大案開庭）判決：大學招生政策把族裔背景作爲一個主要的考量因素，違憲。至此，這個被認爲是美國教育界第一大案，並關係着亞裔在美國的機會、權利和發展的訴訟，終於告一段落。
美國社會各界都認爲這一判決具有里程碑的歷史意義，因其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美國爲促進少數族裔教育公正而實施了六十多年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簡稱爲AA，中文也常翻譯爲平權行動）。
在AA政策下，美國許多大學將族裔作爲錄取學生的考量因素之一，以促進少數族裔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然而，近些年這一政策在美國社會頗受質疑。
2014年開始，一個叫做“大學生公平錄取”的機構（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簡稱爲SFFA）起訴哈佛大學涉嫌歧視亞裔，之後，該機構又起訴了美國最古老的公立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SFFA認爲上述一私立、一公立，兩所大學的招生政策把族裔背景作爲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涉嫌對亞裔歧視，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條款，即《平等保護條款》，其中要求各州對其管轄範圍內的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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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撰寫的多數意見判決書，認爲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招生計劃違反了《平等保護條款》，因爲“這些招生計劃不可避免地以負面方式使用族裔的因素，涉及種族刻板印象，並且缺乏有意義的終點（lack meaningful end points）。”[1]。
不過，根據判決書，最高法院不會禁止大學在招生中考慮申請人對於種族如何影響其生活的討論，只要這種討論與申請人能爲大學做出貢獻的品質或獨特能力具體相關。
“許多大學長期以來錯誤地認爲個體身份的關鍵不是克服的挑戰、發展的技能或學到的經驗，而是他們的膚色。本國的憲法歷史不能容忍這種選擇。”羅伯茨大法官寫道。
對於這一結果，有聲音認爲，這是亞裔的勝利，這個有重視教育傳統的羣體終於拿回了自己應得的公平。然而，也有聲音提到，無論是這場訴訟中的原告——被歧視的亞裔，還是疑似可以從AA政策中得到利好的非裔、西班牙裔，這種以族羣來劃分人羣，本身對於教育公平並無益處。因爲真正需要幫助的是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羣，而目前各大學，尤其是精英大學使用的AA政策，真正的受益者，即使是少數族裔，也更可能是那些族裔中的精英人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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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研究美國高等教育的美國雪城大學社會學教授馬穎毅向《知識分子》提到了th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ject關於大學社會流動性的一項研究，“那項研究認爲最不促進社會流動的就是哈佛、耶魯這樣的頂尖私立學校，就是說這些學校其實是一種社會複製，它的絕大部分學生都來自頂層或者是上中層，然後他們繼續成爲頂層和上中層，最底層的人數非常非常的少。”而底層的人，纔是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羣。
當然，最終要的問題也許還在於，平權法案在高等教育領域被推翻，到底會產生何種影響？
偏向少數族裔的平權法案真的起到作用了嗎？
“AA本質上是個故意必須‘矯枉過正’的手段，所以在理論上不能永續存在。問題是何時到頭？各界的看法一直很分歧。法院多數意見的態度也很明確，就是到此爲止。”對於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結果，美國亞太法學研究院執行長孫遠釗向《知識分子》解釋說。
在過去60餘年，平權法案一直是美國促進少數族裔教育公平、就業公平的重要政策。
1961年3月6日，在民權運動的推動下，爲促進少數族裔平等就業的機會，美國總統肯尼迪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亦稱平權法案，要求禁止公立機構由於膚色、種族、宗教、性別、國族、出身等，歧視少數羣體。之後數十年，平權法案延伸到高等教育、義務兵役、政府任命等領域[2]。
由此，以哈佛爲代表的受到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的私立大學和以北卡羅來納大學爲代表的公立大學，都會將種族作爲綜合評估申請人的因素之一，以促進校園的多樣性或幫助學生爲在“多樣的社會中共同生活”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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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權法案對於糾正美國社會過去對於非裔、西班牙裔等少數族裔的歧視和不公正待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最近這些年，不斷有聲音質疑平權法案，它是否起到了應有的效果。例如，《紐約時報》2017年的一項分析[3]發現，在實施了數十年的平權法案之後，黑人和西班牙裔學生在美國頂尖學院和大學的代表人數仍比35年前少。
也有聲音認爲，平權法案實際上掩蓋了美國的族裔不平等，精英大學給黑人和西班牙裔更多照顧，不過是掩蓋了美國不同族裔從小學到初中、高中的教育的更多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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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聲音認爲，平權法有違民權法案的初衷，它導致的對少數族裔的種族優待，實際上是侵犯了其他個體的公平機會。
因此，美國許多州也發起過反平權法案的運動。實際上，美國一共有九個州通過全民公投的方式禁止平權法案，禁止在公共服務和公共教育中考慮種族、性別和族羣的因素。
而到了2014年11月，由美國保守派人士愛德華·布魯姆（Edward Blum）擔任主席的SFFA在一個地方法院對哈佛大學提起訴訟，稱其在招生錄取中歧視亞裔申請人，爲亞裔制定了更高的標準。
2019年10月，一審判決原告敗訴。之後，SFFA提出上訴，美國第一巡迴上訴法院確定了地方法院的判決。2021年2月，SFFA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2022年10月底，SFFA起訴哈佛案與起訴北卡羅來納大學案合併在一起，由美國最高法院審理，並開始口頭辯論。
對於羅伯茨大法官撰寫的意見書，六位大法官表示贊同。與哈佛大學相關的多數意見，有兩位大法官提交了反對意見，一位大法官迴避；與北卡羅來納大學相關的裁決，三位大法官都提交了反對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黑人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贊成多數意見，並撰寫了58頁的協同意見書[1]，稱憲法是“色盲”，一切基於種族的歧視，包括所謂的平權法案在內，都是違憲的。
他痛批哈佛以多樣性爲理由在錄取中考慮種族的因素，“多樣性只是當前方便的理由來支持種族歧視的招生計劃。”
他認爲，哈佛大學將種族作爲錄取的參考因素之一，卻無法解釋種族多樣性與教育之間的聯繫，以及種族多樣性如何獨特而獨立地促進哈佛大學的目標，尤其是在宗教的多樣性被忽視的情況下。
“如果暴露於不同的觀點和思想可能促進辯論，培養年輕人的思維能力和推理技巧，這可能是正確的，但是種族多樣性本身如何促進這一目標並不清楚。來自美國阿巴拉契亞山區和富裕的舊金山郊區的兩個白人學生，可能在這個度量上比兩個來自曼哈頓上東區最精英學校的學生，其中一個是白人，另一個是黑人，擁有更多樣化的觀點。”托馬斯寫道。
另外一位黑人大法官凱坦吉·布朗·傑克遜（Ketanji Brown Jackson）則撰寫了19頁的不同意見書，認爲大學將種族納入招生錄取的考慮因素之一，有助於解決美國的不平等問題。
“我們的國家從來都不是色盲的。考慮到美國長期以來由政府支持的基於種族的偏好政策的歷史，如果一個大學考慮到這種歧視的遺產是否給申請人帶來了不平等的優勢，就說任何人現在都受到了迫害，那麼就未能承認‘代際不平等傳遞’的事實，這種不平等仍然困擾着我們的公民。”傑克遜大法官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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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兩位黑人大法官對於平權法案的意見大相徑庭，亞裔羣體內部對於最高法院的判決也意見不一。
多個在美國的亞裔機構歡迎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美國亞裔教育聯盟(AACE)主席趙宇空（Yukong Zhao）發表聲明稱，“今天是亞洲人和所有美國人的歷史性勝利。在爲了爭取大學招生中的反亞裔歧視而奮鬥了35年之後，今天我們終於看到美國最高法院爲所有社區提供了法律上的平等保護。”[4]
也有許多亞裔羣體反對美國最高法院對平權法案的判決。亞美公義促進中心（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主席兼執行主任John C. Yang則向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記者表示，“我們對最高法院選擇忽視長期以來的法律先例，支持損害所有有色人種，包括亞裔美國人的種族不平等感到憤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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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公義促進中心去年和另外37家組織一起向美國最高法院提交法庭之友意見書，肯定哈佛招生考慮種族因素的作用。“具有種族意識的招生計劃，和對其他有色人中社區的影響一樣，爲亞裔和太平洋島民打開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門。因爲種族對學生的經歷繼續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大學在做出錄取決定時，必須能夠考慮申請人的種族和其他品質等背景信息。”該法庭之友意見書寫道。
對於亞裔羣體的不同反應，關注該案的觀察人士表示這在預料之中。
馬穎毅解釋說，亞裔內部有很多不同觀點，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亞裔本身就不是一個傳統上的種族身份，而更是一個政治身份，目標是團結協作。這次的亞裔內部分歧，也體現出這種政治身份面臨的挑戰。“亞裔產生於民權運動當中，從它產生之日起，它就跟西班牙裔、跟非裔不一樣，裡面有很多不一樣的文化、不一樣的語言、不一樣的宗教，不一樣的身份。”
但是，對於亞裔在此次訴訟或行動中的作用，有聲音認爲，亞裔在這場訴訟中被當成了“棋子”。非營利組織亞裔美國倡導基金（Asian American Advocacy Fund）在一份新聞稿中表示：“這些訴訟背後的白人至上主義議程，利用了少數亞裔美國人反對平權行動，將他們當作棋子，將模範少數族裔的神話用作武器來分裂我們的社羣。”[5]
20世紀60年代，反種族歧視的美國的民權運動如火如荼，以非裔爲主體的大規模羣衆性抗議行動，推動美國在1964年和1965年相繼通過《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和《選舉權法》，結束了學校、工作場所和公共空間中的種族隔離，禁止了在選舉中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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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亞裔被當作“模範少數族裔”用來說明所有人通過努力就能實現美國夢，他們的安靜與忍耐，被稱讚爲美德。一些白人學者在媒體發表文章，盛讚日裔和華裔美國人的“卓越表現”，並建議其他族羣以他們爲榜樣，以此貶低非裔鬥爭的方式。
因此，平權法案等一系列用來糾正種族歧視的政策最終獲得通過，亞裔從這些政策中獲益，常常被認爲是搭了非裔的便車，成爲了白人的“棋子”。
那麼，這次亞裔是否再次搭了保守派的“便車”？多位觀察人士表示不能如此簡單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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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美國做過多年社會學研究的雲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遊天龍認爲，SFFA以亞裔的名義起訴哈佛和北卡歧視，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因爲最重要的是亞裔不能做“啞”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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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華裔、亞裔政治運動的標誌性事件，但能否取得實質性收益很難說，需要更多的智慧去平衡多方利益，而亞裔社區內部的分裂則不容忽視。”遊天龍告訴《知識分子》。
他進一步解釋說，SFFA這次在策略層面很成功，訴訟堅持打了快10年，“等待他們想要的總統（指代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等到足夠的（保守派）大法官”，“要知道前面是連戰連敗，要彙集人心、資金各方面是極難的”。
馬穎毅也表示，SFFA起訴哈佛的案件，任何意義上社會層面的討論都是有作用的、有價值的，“visibility（可見度）很重要，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有各種各樣的數據，各種角度，左派的、右派的，然後中間的，亞裔內部的、外面的，互相質疑，這個對偏見消除絕對是有好的作用。”
去年，她在和《知識分子》討論該案時表示，“哈佛招生就像是‘黑盒子’一樣，所謂的黑盒子，就是大家對這個過程，不僅是亞裔，其他族裔的人，都是對這個過程諱莫如深，不知道這裡面what is going now，像這個case至少可以逼着哈佛交出了大量的數據，然後僱傭經濟學家做統計分析的模型，至少我們知道那些personality score，是怎麼樣一點點的減少。”
一直關注該案的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政治經濟學博士候選人曹起曈（見知識分子之前推送：哈佛本科招生被訴歧視亞裔，統計數據會撒謊嗎？）也表示，稱亞裔被共和黨政客和保守派活動家裹挾“當槍使”，並不妥當，因爲這種過度簡化的說法嚴重抹殺了整個過程中亞裔的政治參與和動員的自主性。
“自由派應該重視亞裔爆發這種參與社會事務的熱情，同時鼓舞和激勵大家把這一份熱情延續到其他領域的進步事業中。”曹起曈表示。
亞裔真能受益嗎？
亞裔能從這一歷史性變化中能獲益多少，許多聲音都認爲還需要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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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天龍認爲，AA被推翻，出現的新的（大學們所追求的）多樣化很可能是 socioeconomic status-based diversity，也就是基於社會經濟狀態的多樣化，社會經濟條件沒那麼好的申請人可能首先因此而受益，而不一定是亞裔，因爲美國社會依然是白人主導，而底層白人的絕對數量是遠遠高於亞裔的。
“利益結構格局重新調整的時候，以華人的人數，政壇的力量，集合起來的經濟實力，我都不覺得能在新的格局中分到更大的一杯羹。”遊天龍說。
另外，他也擔憂，平權法案涉及到了利益分配的問題，“當你從別的族羣那邊虎口奪食的時候，你得想辦法在其他方面給別人找平衡，不然的話，你雖然可能在教育的戰場上贏了其他的少數族裔，贏了哈佛，但是在系統性的劣勢的情況下，你不能讓自己變得太孤立，不然從長遠來看就不是一個好事。”
曹起曈則認爲，簡單地說亞裔無法從錄取制度改革中受益是片面的。他表示，精英學校的確可能會繼續通過“多樣性聲明”等方式延續過往的一些招生策略，因而指望哈佛實現加州理工那樣44%的本科生爲亞裔並不現實。
“但是，更傾向於規避風險的公立學校可能擴大亞裔招生，而後者對於整個亞裔羣體而言更有實質意義，畢竟8所藤校加在一起增加的名額也不夠分，何況美國的很多公立學校教學和科研質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其他一些國家排名第一的學校。”他分析說。
馬穎毅也表示，已經有研究證實，美國底層通過進入精英大學，進而實現階級流動的比例現在已經非常低，而公立大學對於促進社會流動的貢獻遠遠高於私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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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聲音認爲，平權法案是用一個不平等來彌補歷史上的不平等的問題，甚至掩蓋了真正的不平等的問題，因此平權法案在大學招生領域的終止，或可倒逼美國社會反思不平等問題，並從本質上去減緩這一問題。
曹起曈表示，根據現有文獻，平權法案在改善非裔美國人境遇上的效果並不清晰：更多的非裔得益於這一政策進入了排名更靠前的大學，但在其他權益（包括畢業率和收入指標）上，並沒有顯著效應[6]。
“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有多大程度上是基於非裔在基礎公立教育中遭受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及如何從本質上改善這一情況，值得我們深思。” 曹起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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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遠釗對這一觀點表示很懷疑。“沉痾之疾不是這樣就能解決的，只怕會潛藏到深處，更不容易對付。”
他引用美國的約翰遜總統1965年在霍華大學（Howard University）畢業典禮上的演講中一段著名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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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將一個多年被鐐銬束縛的人解放出來，把他帶到比賽的起跑線上，然後說：‘你現在自由了，可以與其他人競爭’，而仍然公正地相信這就是完全公平了。因此，僅僅打開機會之門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讓所有的公民都有能力走進這些機會之門。”
孫遠釗擔憂，平權法案本來是爲了解決少數族裔不利地位的問題而提出的，但是現在到此爲止，整個社會並沒有發展出有效的替代性政策來彌補因爲這個判決可能會造成的後續失衡與混亂，這很可能會把亞裔推向族裔之間衝突的風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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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最高法院宣判之前，加州和密歇根州都是禁止平權法案的。這兩個州的兩所公立大學加州大學和密歇根大學在去年提交最高法院的法院之友意見書中指出，他們在州禁止平權法案後後嘗試多種替代方案來追求校園的多樣性，例如加州大學加大對有色人種代表學生招募的力度，暫停使用標準化考試，並從全州各高中選拔表現優秀的學生等，但結論是，這些替代措施的效果令人失望，黑人和西班牙裔學生的數量也沒有恢復到平權法案禁止之前的水平。
“當然我希望我是錯的，因爲如果我錯的話，這些問題就不會發生。但萬一不幸言中，我一點都不會高興，因爲那就表示有很麻煩的事情發生了，而且那會很難解決。所以，目前這個判決只是說清了平權政策基本上到此爲止（不過有個例外，軍事學校不受影響，還可繼續），但是並沒有，恐怕也無法解決背後真正的社會問題。這就是個人的基本觀點。”孫遠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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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穎毅則認爲，現在的判決結果，的確有可能會促使美國左派積極投資公立教育，促進中小學階段的教育公正，而這纔是教育不平等以及後續的機會不平等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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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促使美國公衆進一步討論高等教育的其他不平等來源，比如頂尖私立大學對校友子女，捐款後代，教師子女，體育生的特權。”馬穎毅說。
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許多私立大學，都存在一個對於簡稱爲ALDC的申請人類別的特殊錄取政策，ALDC是運動員（Athletic recruits)、校友直系親屬(Legacies)、院長利益清單（the dean’s interest list）和教職工子女（children of faculty and staff）等四種申請人的首字母縮寫。
“Legacy我覺得是最不公正，最沒有爭議的不公正的一個政策機制。你要看錄取率的話哈佛的legacy的錄取率是非legacy學生錄取率的6倍以上。所以說這在我看來，從公平的角度來說這是令人髮指的。”馬穎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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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穎毅介紹，私立大學建校的模式，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校友關係和校友捐助。如果要取消校友直系親屬優先（legacy preference）政策，那對很多私立大學的財政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衝擊，因此即便它是擺在檯面上的不平等，也很難被撼動。
在美國，關於討論廢除私立大學的校友直系親屬優先政策的聲音也不絕如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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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學院教授Fiona A. Morrison就強烈反對哈佛大學在招生中的校友直系親屬優先政策。去年，她在給最高法院的法庭之友意見書中表示 [7]，不管是從憲法還是公共政策的角度，大學招生中都應該廢除校友直系親屬優先的政策。她認爲，哈佛的校友直系親屬優先政策，有利於白人申請者和那些父母受到良好教育、更可能出於較高收入和財富的階層的申請者。
她對越來越多的學院和大學，例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取消對校友子女優先的政策表示讚賞。“加州理工學和其學生的成功已經證明，校友直系親屬優先對於任何合法的教育目的都是不必要的。”
對此，馬穎毅也表示，約翰·霍普金斯現在已經沒有了校友直系親屬優先的特殊招生政策，“所以說我們拭目以待吧，希望哪一天legacy會被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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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難衝破的職場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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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中，多位受訪者談到亞裔在高等教育之外所面臨的職場天花板現象。
孫遠釗提到，亞裔學生一般而言也許成績很好，畢業的學校很好，但一進職場，就常會碰到各種各樣、看不見的“透明天花板”。雖然美國《聯邦憲法》只規制政府的行爲，因此私人企業原則上可以自定用人升遷的政策，但是幾乎可以明確地看到，未來恐會出現更多關於工作場所的“反歧視”訴訟，爭取讓聯邦最高法院有機會把這個關於廢除教育平權政策的判決擴散到整個職場，成爲一個全面的、根本性的社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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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這次贏得了一場法律的‘戰役’。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整個’戰爭’還未結束。對亞裔而言，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重重的障礙要很艱難地去克服！”孫遠釗總結說。
馬穎毅在2015年曾撰寫過一篇題爲“竹子天花板”的文章[8]。她指出，亞裔在教育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在職場上取得的成就不成比例，在美國社會的各個領域中，他們在領導職位上的代表性不足，尤其是在政界和學界。
“教育和學歷只是手段，職場的發展和影響社會纔是目的。”馬穎毅說，族裔對一個社會的影響，職場上的表現更加重要，而解決職場的問題不一定都要靠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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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爲，“沒有能夠轉換本身，我個人認爲並不是亞裔本身的問題，而的確存在一些部分結構性的歧視。作爲亞裔的羣體和社區，我們應該關注到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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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指出，職業的發展天花板，在亞裔內部不同的羣體之間差異是非常大的。例如，印度裔的成績很出色，他們的領導力、社區內部的團隊、前人幫助後人的相互提攜(mentoring)的文化，使得他們無論是在硅谷、高校還是公司，進入領導層的比例要遠遠超過華裔，“例如谷歌的CEO本科是在印度完成，來到美國讀的研究生，實現職場的晉升速度之快，的確非常的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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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穎毅進一步分析了華裔在職場上的困境。她嘗試用華裔文化與美國主流文化之間的文化的不和諧(cultural dissonance)來解釋華裔在領導職位上的代表性不足。她認爲，美國的精英領導層有一種swagger的文化，翻譯成中文就是高調。
“最明顯一個體現的地方就是，在美國職場上你要出頭，要非常的visible，高調，這個visible就是別人要看得見你，別人要聽得見你，而很多華裔的成長背景都是強調要低頭做事，埋頭苦幹，槍打出頭鳥。這些傳統的價值觀，與美國人認爲的領導力，美國父母對孩子的教育之間的反差是很大的。”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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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穎毅認爲，從個人的角度，華裔可以調整自己的行爲，讓自己更加的adaptable，能夠融入到美國社會。
但是，她也表示，文化的不和諧的解釋力是有限的，多元化不僅僅是種族、性別的多元化，還應該包括領導力標準的多元化，而華裔更應該影響的是美國社會對於領導力的標準，而不只是改變自己，失去自己原本的個性和優勢。
“但是從社會的角度來說，我覺得亞裔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提出美國對於領導力，以及對於領導人的看法本身就存在偏見。”馬穎毅說。
“這當然很難，非常難，因爲我是象牙塔裡面做學術的嘛，象牙塔裡面做學術就是不考慮可行性。但至少在理論上、在邏輯上，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角度，而且在美國曆史上從實踐層面這也是可行的，因爲在美國曆史上很多東西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挑戰過來的。”她舉例說，美國原本很多大學是不對女性開放的，後來女性成立了自己的大學，然後慢慢地改變，讓絕大部分精英大學都對女性開放了。
“我覺得美國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的抗爭史吧，各個羣體發現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或者不公正的時候就會不斷抗爭、不斷地抗爭，然後不斷改變，就是這麼一個無限接近目標的過程。”馬穎毅說。
參考文獻：
柯用李登輝話解釋兩岸 邱太三：請回去看憲法增修條文
